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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杂谈] 记地方史学家、藏书家、目录学家康爵 —— 一生勤奋 遗芳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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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4 10:47: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康爵,字修其,号耕冰,莆田涵江区涵西保尾田边庭人,出生于涵江杨芳村张井。莆阳着名的地方史学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得到邑人史学界权威朱维干教授的赞赏。今年6月15日,纪念他120周年华诞时,人们钦佩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与对历史的杰出贡献。

  康爵父亲康秋波是清朝五品官吏,家教甚严。他自幼聪颖好学,手不释卷,爱书成癖、刻苦攻读,且有惊人的记忆力,浏览典籍过目不忘。文章隽秀、才华横溢,为人称道。他热心於地方文化事业,1919年上大学时,趁暑期与几位同学,利用他家中藏书创办涵江图书馆,这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地方私立图书馆之一,他以自己的藏书并多方网罗图书,使图书馆的藏书达近万册,图书馆增添许多地方着作、资料、抄本等,馆内设有阅览室,供读者借阅,成为当地文化活动的中心。后来,为了促进交流,他编印馆刊,与省内外各大图书馆交换刊物。当时的涵江图书馆分别是中华图书馆协会和福建图书馆协会会员馆,他本人也是协会会员,可见涵江图书馆和康爵在当时图书馆界的影响力和地位。他创办的图书馆及其本人曾被史志辞典收藏或收录,如《中国藏书楼》之《中国藏书大事年表》、《历代藏书家辞典》、《中国藏书家辞典》、《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莆田文史资料》等。
  康爵拥护辛亥革命,向往新文化。为了增长学识,开拓眼界,曾不辞劳苦两次游学京沪宁杭。毕业於上海春申大学,后在上海南洋中学执教,拜识了蔡元培、黄炎培、郑洪年、傅斯年、陈叔通等着名学者,这对他后来的事业影响很大。返乡后继续担任涵江图书馆馆长,仍亲自编印馆刊,与全国各大图书馆交换刊物,广辟书源,以飨读者。他为《闽中新报》主编“蒲口文献”副刊及《东南日报》副刊特约撰稿,并为《莆田县志》的编修之一。
  康爵勤於笔耕,论着达25种之多。他所着的《莆阳大事记》、《乡故汇钞》、《乡贤宦绩录》、《闽川名士传》、《莆田书家录》、《莆石漫录》、《乡贤友声集》、《闽妇人鞋袜考》等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所编的《莆阳诗话》多至八册,是继郑方坤的《全闽诗话》、肖远村的《莆阳乐府》、林人中的《莆阳风雅》之后的重要着作。他的《莆风清籁集补遗》则补郑王臣《莆风清籁集》之遗漏;《莆田艺文志》和《莆阳经籍存本》考证了清代四库全书记载的疏误,并作了订正及增补。
  康爵一生曾不遗余力采集和挖掘地方文献,为保护和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莆田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称,曾涌现过许多文人名士,这些人大都为官在外或浪迹天涯,加上历次兵火战乱,他们的着作在当地已所存无几了。他不畏艰辛、不惜耗资,足迹遍及长江黄河南北,大力访求抄录,他搜集乡故史献的时间很长,生活艰苦,在借到史料时,欢喜欲狂,急带回住所,往往夜以继日地手抄录,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多年劳碌,坚持不懈。广集莆田历代乡哲着作196部,共计870册。着名闽史专家朱维干先生曾做过统计,莆田乡哲着作收入四库全书者共计42部,康爵收藏其中的31部,虽未收入四库全书,而在书目提要中仍有存目者约有50部,他收藏的有17部;未为四库全书所收录或成书在四库全书之后者,他收藏的共达148部之多,朱先生曾对这些书的得来不易而赞叹不已。在他的藏书中,有郑樵的《鬼料窍》,陈昂的《白云集》,林达的《自考集》,周如磐的《澹志斋集》,叶甲、方综、林简、周闻的《寄楼合选》,肖远村的《莆阳乐府》,廖必琦的《荔庄诗抄》等书,堪称孤本,极为珍贵。藏书中还有林蕴的《林邵州遗集》,陈黩的《陈颖川文钞》,黄彻的《巩溪诗话》,郑厚的《艺圃折衷》,蔡戡的《定斋集》,黄仲元的《四如集》及《四如讲稿》,余怀的《东山诗苑》,郑王臣的《兰陔诗集》等书,虽非孤本,亦属罕见。藏书中另有60多种是钞本,如余扬《莆变记》、陈鸿的《莆变小乘》等,这类作者身世飘零,又恐触及当时文纲,书虽写就而未尝问世,所以极为难求。藏书中还存有陈学谦的《荔城见闻录》、黄南海的《续莆阳比事》、李光荣的《宋元明清大事记》以及《补莆邑志所遗》,均为地方稗史,其史料价值不可估量。还有清末、民初的莆田名士江春霖、张琴等人的着作、字画。他还曾经把其珍藏的这些书籍在莆田书画艺文展览会上展示,并亲自编目介绍,受到广泛好评。此外,他还购置各种图书、资料逾万册,并订阅各种报刊、杂志,供读者阅读,涵江图书馆当时名闻遐迩,为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还曾计划编印《莆阳丛书》以传后世,为此曾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并购置了许多印刷设备,可惜突然染上疫病,竟英年早逝!夙愿未能实现,无疑也是我国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
  康爵对志书和目录学也是毕生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二八”上海战事结束,商务印书馆为复兴图书出版事业,向各方面征求志书出版意见,他草拟了《方志出版计划》,得商务印书馆第二名的奖金,其学术造诣可见一斑。其他已脱稿的有《各家书目摘抄》、《涵芬楼书目补遗》、《古今方志总目》等。其中《古今方志总目》一书最为宏巨,这是他自费遍历全国主要省市图书馆,走访了许多史学界名士和藏书家,广查当时现存的地方方志几千部,编成调查集稿数箱,后寄寓上海进行整理、编撰。他以非凡的毅力和渊博的学识,历时四年之久方成此巨着,手稿共达20余厚册,内容包括赵宋之后的各地方志概要。全书穷搜博考,提纲挈领,使散见全国各地的志书得以窥其全貌,是史志方面的重要着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着名学者蔡元培先生题跋称此书“搜集既博,体例亦精,史志之津梁”;郑洪年先生在序言中写道:“拾遗补缺,条分缕别,明发其凡,治史学之津逮也。”黄炎培先生题赞此书“洵为学界之光”;于右任先生也为此书题了词。由此足见当时史学界对这部着作予以很高的评价。“文革”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曾将他的《古今方志总目》列入出版计划,因动乱浩劫而告吹。
  康爵一生为了藏书倾其所有,并无什么积蓄。他逝世后家境贫困,全家搬回涵江田边埕旧屋居住,全部藏书也一并迁回。他生前好友原槱岩先生对他家关怀备至,多方照顾,其孙小时候经常寄读於他家中,视同家人,还常领他们去拜望当时莆田有识之士宋湖民、杨子元等老先生,他们对康家的藏书都极为关心,热爱地方文献的情感溢於言表。1956年福建省有关部门致函康爵令郎康文芳,希望他正确处理此事。经商量后,得到康爵遗孀詹谦勤的同意,把大部分藏书由福建省图书馆收藏,康爵手稿以及一些珍贵藏书仍由康家保存。在1966年“文革”初期,这批珍贵的手稿、藏书,以及家中的字画、古玩一并扫荡无存。十年动乱之后,其家人曾多方设法寻找这批珍贵藏书和手稿的下落,但始终没有确切的消息。陈长城先生对这些地方文献一直十分关心,曾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陈先生过录过几部他的着作,他的一生心血,赖之保存少许。莆田县商业局范宗良先生也把他拾到的几张康先生手稿,无偿送还康家以作存念。可是,康先生的手稿和藏书大部散失,这不能不说是地方文献和史料的一大损失!
  今年6月15日我们应邀参加纪念康爵先生座谈会,无比荣幸之至!我们为康爵短暂的人生痛惜!为他执着拼搏的精神感佩!为他在中国史志事业的杰出贡献欢呼!也为他子孙后代建造“康爵故居纪念馆”而欢欣!不禁匆拟以下两句,聊表敬意!

康爵史志书藏着誉满莆阳

  修其目录学博精扬遍中华  (康乃良 郑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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