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名邦地标——“莆阳镇山”壶公山印象

莆田新人王

　　莆田木兰溪是莆田的母亲河，假如以此逻辑类推，壶公山将无愧于莆田父亲山的称谓。长久以来，作为地理风貌和人文文化的一个重要坐标，壶公山得到了历代先贤的无尽摹写与歌咏。这样的歌咏显然是有道理的，当某一具象的物体幻化为另一种虚拟的象征时，它就会超越任何“物”的意义，演变成精神层面的介质，对我们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莆田乡讯》深知此道，在过去的数年间，我们曾持续地关注过木兰溪，而今，我们仍然将目光投注到这里——这座无形中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斯地斯人的壶公山，与各位读者一起，去诠释、记忆蕴含其间的文化基因、族群气质……

　　一

　　壶山兰水，莆阳的象征和代名词。

　　莆田市区和沿海一线生活的人们总能在从北往南的荔港大道或城港大道上感受到一座山的注目，行程几十公里，此山可说是如影随形。在莆田市区生活的人随意往南面一望，就可以看到坡度舒缓、线条柔和的那一抹，感觉到在眼前保持着绿意葱茏、温和从容的那一种属于莆田的气度。西北面的莆田群山绵延，东面是浩瀚的东海的一部分，而南面就这一座山，它一枝独秀，一花独放在广袤的兴化平原上。作为兴化平原上“引人注目”的主角，它与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莆田人相看成趣。它就是一直以来屹立在莆田人心间的壶公山。
　　被称为莆仙人民母亲河的木兰溪从仙游一路旖旎而来，在莆田城南处与这座山风云际会，难解难分，历史上它们被合称为“壶山兰水”，成为莆仙两地的象征和代名词。木兰溪联络莆仙，在中下游四下奔腾漫延，滋生出丰富的水网，灌溉、滋润、哺育出兴化平原、东西乡平原丰饶的物产，一直以莆仙人民的母亲河着称。壶公山独秀于兴化平原上，在莆田远古时代尚为“蒲口”、“蒲田”之时，此山已在，俯视兴化平原，揽风聚雨，除自身亲历沧海桑田的变迁，更见证莆田文明的兴衰起落。历史的笔墨纵横中，此山总是有意无意提供舞台、担纲背景，几乎莆田所有影响巨大的人文事件都与此山有关，难怪一代理学大家朱熹会一言道出了“莆人物之盛，皆兹山之秀所钟也”的感慨。由此，壶公山自然被视为“莆阳镇山”、莆田文化的象征和地标。

　　二

　　今天站在海拔710米高的壶公山顶，向西向北了望，其山势连绵，与石梯山、仙游的九座山连延成戴云山山脉；向东北、东南远眺，则余绪未了，分支擎脉盘踞数十里，漫延成埭头、忠门、东庄三大半岛，被兴化湾、平海湾、湄洲湾三大湾环抱怀中。就高度来看，壶公山其实不高，也不是莆田境内最高的山，古之文人雅士称其有八面之态，但从城区的角度望去，一山独立，有人云“其在众山中，譬如正人端士，垂绅缙笏立于朝堂之上，可敬可仰。”今人喜欢喻其状若富士山，因而也称之为“莆田的富士山”。其山顶有很多山洞，其中大坂宝胜山洞最大，约有5里长，是闽南十八洞之一。有趣的是，山顶和有的洞中居然还有贝壳、蚝壳等，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兴化平原、壶公山及其余脉曾经是海洋的说法：不知多少年前，地壳隆起，海中小屿便成壶公山，海水远退，兴化平原逐渐成形，莆田先民从此开始滋生繁衍……

　　凌云殿即灵云寺，其前身是灵云岩精舍，享有莆阳“第一殿”之盛名。

　　没有更加充足的考证，但“沧海变桑田”的确会是游客立于壶公山顶的喟然叹谓。人们都说壶公山胜景有奇、险、壮、幽、丽五个特点，难怪清代顺治年间的邑人进士林尧英将之定为“莆田二十四景”之首。这里所提到的“奇”，不单单是指五峰对峙的“五奇”，指气候的特殊与“壶公致雨”之妙，而且应该指有关于此山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最远的可追溯到汉代，这是一个神仙方士、梦想长生不老盛行的时代。传说“古有陈、胡二仙，陈隐北山，故呼陈岩山；胡仙隐南山，故呼胡公山，后人乃改胡为壶，而里仍旧名云”。这个传说大体说的是，曾有胡姓道人不知何来，慕名至莆田壶公山顶，隐居壶洞中，餐风饮露，苦修道行，最终得道成仙云游而去，壶公山因“胡公”谐音而终得其名。此传说后来继续丰富起来，说是此后江西何氏九兄弟登山涉水来到莆田，仰慕胡公，登壶公山与胡公相会，谈仙论道，取经修道，终也在九鲤湖炼丹修道乘鲤仙去，由此留下仙游美丽地名。此后，后人在壶公山真净岩下立拜壶亭即后来的神应庙供陈、胡二仙，据说其祈雨非常灵验。
　　关于壶公山名字的源头说其实还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说是山上有无名的隐居者一日在绝顶遇见一老翁，忽见金阙仙阁、琼台玉宇恍如仙境，似非人间，老翁后来告诉隐者，这就是壶中日月。因山顶偶见“壶中日月”、人间仙境，是为奇迹，便被口口相传，流传到后来，这座山便被称为壶公山；有的索性直截了当，说山上有古仙，姓陈号壶公，在山上修行多年终成道行，所以此山便叫壶公山；还有更简洁的说法是这座山像壶形，因之称为壶公山。但是壶公山是八面山，不同角度看有不同的形状，这每每使得朝圣者左看右看而摸不着头脑：这到底应该从哪个方向看才像“壶”呢？又：这到底是哪一种形状的“壶”呢？

　　三

　　中和寺是壶公山众多寺院中的一座，具有莆田民居风格。

　　从相关的历史记载推测，神仙居住的壶公山是在南北朝时期目睹了兴化平原的神奇变迁。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北方汉民大规模南迁，江南乃至福建两广都逐渐人口聚集、经济发展，蒲草丛生、海潮侵蚀的“蒲田”逐渐在围海造地、斩蒲作田的汉民劳作中去水为“莆”，改称莆田，并正式设置县治，成为中国行政版图中一个小小的圆点。可以想象的是，壶公山当是这段没有具体翔实文字可考的历史见证了：海潮退去的山脚逐渐被开荒成良田，经年累月，发展成千里平畴，人烟稠密，鸡鸣狗吠，兴化平原逐渐成形，而文明也开始逐渐萌生，文化开始得以传播。被称为“开莆来学”的郑露三兄弟正是在此时因“爱莆田风土”，迁居莆田，在莆田南山“构书堂”，“以训弟子”，在文化荒芜的莆田传播儒业，“郡人业儒自露始”。莆田的第一代文化人就此出笼，在他们的教导下，莆田文化得以生根发芽。郑露在南山书堂聆听他教诲下莘莘学子的读书声时想必曾长久地远眺着壶公山吧，与南山相对的壶公山山势舒缓，一峰独秀，山上草木葱茏，山下流水淙淙，遇有雨时，山尖云聚雾绕，颇有异象，是为风水宝地。亦或是郑露真爱“莆田风土”，因此他将壶公山选做自己的墓葬之地。壶公山西、宝胜溪畔，郑露墓地至今仍在。开莆衣冠文物之先的郑露将最终的栖息地安置在壶公山，也将莆田文化之根深植在壶公山麓。
　　应验了“英雄所见略同”的说辞，驱策着两只老虎在莆仙大地上游荡的唐代预言家妙应禅师同时也把眼光倾注在壶公山上。传说妙应禅师曾在壶公山凌云岩结茅供佛，这就是后来的灵云岩精舍、福源寺，从此，佛教香火在壶公山上以星火之势飘荡传扬。妙应出语成谶，最为着名的是“先打南，后打北，留取清源作佛国。” 果然，古名为清源的泉州在元朝以后成为东南佛国。大部分时间徘徊乡间的妙应同时也给家乡留下了着名的“兴化之谶”：“水绕壶公山，此时方好看。壶公山欲断，莆阳朱紫半。”壶山一侧的木兰陂在宋代历经艰辛筑成后，木兰溪水与海潮受到控制，渠水温顺地环绕着壶公山，南洋平原的灌溉得到保证，从此，莆田稻米丰腴，百姓安居乐业，随之开启了科甲鼎盛、朱紫冠于八闽的文化盛世。
　　至此，壶公山逐渐从神话色彩过渡到人文气息，在被誉为“闽中文章初祖”黄滔的诗篇中，人们首先看到了壶公山的身影。据有关历史记载，晚唐五代的黄滔在辅佐闽王王审知治理闽地时常以礼相待众文士，因之吸引众多中原名士来到福建，许多人自此还定居福建。黄滔和文士们和诗论文，使闽地文风大振。作为兴化平原主角的壶公山常常也是这些文人的涉足之所，黄滔以及与之交谊深厚的同乡翁承赞都曾畅游壶公山，留下千古记游诗篇佳句，黄滔曰壶公山是“数人游顶上，沧海见东边”， 翁承赞则说是“秋高岩溜白，日上海波红。”由此，两人一起开启了文人吟咏壶公山的先河。
　　至于文教鼎盛的两宋，无论是盛名在外的莆仙人士，或是偶尔涉足莆阳的名士文人，在关于莆阳的文字传播中，更是常常将壶公山作为逸兴抒怀的主体。壶山于是屡屡见诸于篇章。宋时，陈靖洋洋洒洒的《壶公山赋》，写得流转隽逸；刘克庄更是将壶公山描绘得逸兴横飞；于莆田任通判的朱熹老师刘子翚、随宋末帝败走闽地的陆秀夫涉足莆阳，均留下对壶公山的诗句记载。或许樵夫、疏林、老僧是当年壶山常见的景致，也或许此等景致乃励志的一种象征，兴化平原上多少书院里苦读的士子每每于书卷中抬头遥望这独自屹立的壶山时，常因其“峻拔端重”而油然而生“高山仰止”之情。“三教”并重的宋代，儒释道思想对当时文人名士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千林黛饰”的壶山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相望中，对莆阳学子文化性格和人文情怀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孵化作用。难怪，数度入莆游历的朱熹敏锐地感觉到了壶山对莆田文化精神的影响，留下“莆人物之盛，皆兹山之秀所钟也”的论调。

　　四

　　“每月一会，坐以齿，饮以礼。……会之日或诗，或文，或琴，或奕，或书，或画，或清谈雅歌，惟陶冶性灵，消除世虑，志不玩乎物也。”这应该是元代“壶山文会”诗朋文友们相聚时的真实写照。史书记载，在宋末元初抗击元军的战斗中，福建八郡中，“兴化军最小，抗元最烈”。以文人为例，其抗击的表现为不参与科考，义不仕元，拒绝仕途。如方时举“元至正末，行省以隐逸荐，不起。授北溪书院山长及泉州路教授，俱不赴，”终身布衣。这些文人不参与科举，没有功名，也不常见于志书。而正是这些悠游林下的布衣，在隐逸的生活中，寄情壶公山水，组织“壶山文会”，结伴北游壶公山，吟诗唱和，抒发忧国之情、爱民之心，演绎了一段彪炳史册、直追魏晋、与江南名士相媲美的文坛风流、莆人气节。
　　据《八闽通志》、《兴化府志》载，“壶山文会”以壶公山为聚集地和精神领地，其成员初为9人，后发展到22人。他们坚守节操，义不仕元，平时以诗会友，进行精神交往，是莆田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广的文人集会，在莆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其倡导的结社集会风气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群体人物的崛起，莆田族群性格的形成，这种族群性格，大概就是“以读书为业，重忠孝大义，摩前辈风慨。”
　　在壶公山的历史记载中，可以与“壶山文会”相提并论的文坛掌故还有柯潜的“聪明花开”。这应该从莆谚“见了壶公山，聪明花开了”说起。“聪明花开”本是一个很美妙的比喻，而这个比喻又和壶公山直接联系起来，壶公山因而成为醍醐灌顶似的顿悟的代名词。这脍炙人口的民谚源自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相传明景泰年间，莆田人柯潜住在壶公山脚下柯墩，他自小资质愚钝，学习背诵都颇费力气，令延请而来教授其课业的先生心灰失望，认为孺子不可教，决定离开另图教席。柯潜苦苦挽留不住，只得含泪沿壶公山脚送先生到十里之外。临别时，他恋恋不舍，神情可悯。先生心中不忍，便说：“我出个对子，你若能对上，我就回去继续教你。”柯潜点点头。这时，恰好有个妇女挑着橄榄走过来，先生就出题道：“女子独行随橄榄”（后三字是莆仙方言“谁敢拦”的谐音）。柯潜想了一会儿，凝神望着壶公山山形，突然聪明花开，看见先生背上的包袱上绣有石榴的花样，就对道：“先生欲去挂石榴”（后三字也是莆仙方言“我实留”的谐音，挂音同“寡”，即“我”）。先生对柯潜的巧妙应对又惊又喜，终于重新回到柯墩教授柯潜，从此，柯潜勤勉好学，发愤苦读，三年不下书楼，终于成为莆田“文献名邦”史册上最后一名状元，并最终以“柯家文章”享誉京师，“天下学士、大夫仰之。”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还有精彩的后续。明成化二年，状元的族弟柯墩中了进士；之后，族孙柯拱北、曾孙柯英也先后于弘治六年、弘治十二年进士及第；正德十二年和嘉靖二年，柯英两儿子柯维熊、柯维骐兄弟再中进士。柯维骐后来成为着名史学家，着有《宋史新编》。再后，柯本中、柯维骐孙子柯茂竹、柯茂竹儿子柯旭又先后中了进士，入仕为官。《兴化府志》介绍柯山时云“其他登仕版者累累然，盖秀气所钟也”，柯山下的柯氏宗祠至今还骄傲地写着对联“七世联登九进士，八闽独占一状元。”自柯潜“聪明花开”之后，柯氏一族共九人中了进士，其书香门第延续了七、八代，成为当仁不让的科甲世家、莆田望族。而在状元的出生地壶公山余脉柯山，自柯潜之后，实际上产出的进士总量是20多名。
　　壶公山因而似乎成为了一座“文山”，以“高考红旗”自诩的百年老校莆田一中教学大楼甚至有意正对着壶公山，其“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情结和良好科举期许之情也因之昭然若揭……

　　福源寺建于唐末，现与凌云殿混建在一起。

　　五

　　当然，壶山也不是一概这样的文质彬彬。明清时期，壶公山上曾经坚决地拉扯出战斗的旗帜，迸发出男儿热血澎湃的呼喊。明末清初，莆仙的抗清高潮就涌现在壶公山上，以朱继祚为首的抗清义军在壶公山凌云殿的古樟树下揭竿而起，纵横南北洋平原。当时，清兵入关南下，杀入福建，占兴化，激起各地民众激烈反抗。隐潜在壶公山的莆田进士朱继祚顺应形势，立即入道，登高一呼，团结组织，指挥抗清战斗。经过激烈的迂回战斗，最后朱继祚不幸被俘，被押往省城福州，留下千古绝唱《绝命词》英勇就义。朱继祚壮烈牺牲后，就葬在壶公山宝胜寺旁。
　　其实，莆田人回忆历史多半记的是曾经“文献名邦”的辉煌，曾经“比屋业儒”的兴盛，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莆田人也曾这样热血沸腾、揭竿而起，也有着不平则鸣的英雄豪情。清末，莆人邹去病、林持平曾在此起义，配合孙中山推翻清朝帝制。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篡夺后，莆田还爆发了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壶公山起义。当时，以黄濂为首的贫苦农民聚集在壶公山上，以真净寺、凌云殿为据点，进行抗捐抗税反霸斗争。在凌云殿旁古树下，黄濂揭竿起义，宣布与北洋军阀彻底决裂。他改真净寺为“黑虎忠义堂”，称壶公山为“壶公寨”，提出了“驱民贼，除苛政，吾兵皆节制之师，入境秋毫无犯”的宗旨。起义军得到沿海群众的响应，队伍不断壮大，斗争烈火席卷莆仙各地，后黄濂病故，起义军终被反动军阀镇压解散。
　　这段历史早已尘封经年，当今的莆田人可能没有太多人记得黄濂，正史文字的记载也只是寥寥的数段对壶公山起义的描述，难以看出立体的、人性化的、有血有肉的黄濂形象，但有幸的是，在莆仙两地广为传唱《黄濂起义歌》被永久地记录下来，现在作为福建最长的表现农民起义的歌谣已经申报并已进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当然，全国解放之前，壶公山也一直担纲着革命的舞台，进一步孕育了莆人不屈不挠、重节义、勇斗争的性格品质。

　　“莆阳镇山”为佛教文化提供了肥沃土壤。

　　六

　　如果说莆田文化承载与传播的重要标记物是壶公山，那么宗教文化选择壶公山作为其信仰传播的落脚点也不足为奇了。福建自古“好鬼尚巫，重淫祀”，尤其以交通方便、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一线表现最为突出，这其中，莆田更是福建宗教信仰发达的一个标版：寺庙多，信众多，各种宗教活动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莆阳镇山”壶公山自然就迎来各种宗教文化的生根发芽。
　　不说壶公山名字起源的神话传说，不说传说中汉代得道神仙胡公、陈公和何氏九仙，不说之后在壶公山脚下兴建的供奉胡公与陈公的神应庙，事实上，从南北朝起，壶公山就是佛教、道教的胜地。陈时，此地已有僧人在真净岩西宝胜溪畔结茅修行；至唐时，擅长堪舆之术的妙应禅师也选择了凌云岩作为结茅供佛的场所，由此发展出灵云岩精舍及后来的福源寺。此后，壶公山历代都建有许多寺院道观，因之其素有“十八院三十六岩”之称。其中最着名的是白云寺、凌云殿和栖云寺，简称“三云”。

　　壶公山是佛教、道教胜地，素有“十八院三十六岩”之称。

　　白云寺，坐落在壶公山北、真净岩下，原叫白云院，也有人说最早叫白重院。多数志书载白云院始建于唐末，于唐末五代间寺废，宋庆历二年（1042年）重建，后易名白云寺。近有研究者称白云院创建于隋大业（605—618年）年间，并认为其是无了禅师幼年出家的祖寺。有关白云寺的疑议不止这一处，事关白云寺的故事也不少。《莆田县志》载，南宋末年，元兵犯临安（今浙江杭州）。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诸大臣拥主入闽，冀图匡复，后节节败退，诸臣率大军护端宗、卫王由水陆两路迁都兴化，二帝曾临时驻跸白云院。传说陆秀夫在辅佐二帝驻白云院期间曾题绝句一首：“松花冉冉点苍苔，屋角梧桐次第开。倚遍栏杆人未去，一双白鹤破山来。”当然此说未成公论，《八闽通志》则把这首绝句认定为宋末布衣余樾所作。现这首诗被镌刻在白云寺的岩石上，诗歌内容叙述较为空泛的情感，倒真难看出出自谁手。民间还流传说当时南宋末帝夜宿院中右厢僧房，后来该房长期没有蚊子，地也不曾潮湿。二帝饮用过的寺后溪涧泉水，清甜爽口，后被称为“佛水”，寺前原放生池“涵顶”，长有无尾田螺和不结荚黄豆、绿豆等，堪称为奇迹。白云寺因为这样的历史和传说，变得韵味无穷。
　　灵云寺即凌云殿，其前身是灵云岩精舍，建于元仁宋延佑年间（1314—1320年），占地面积二平方公里，建在山腰平地之上，其正殿奉祀玉皇上帝，每年正月初九和五月十九为玉皇诞辰，来朝拜的善男信女数以万计，其秉持的玉皇信仰在莆阳大地上影响深厚，同时辐射到惠安、福清等地，甚至远播至台湾、新加坡。这些，无不彰显了其莆阳第一殿的盛名。
　　壶公山“三云寺”中的最后“一云”就是栖云寺了。它坐落在壶公山栖云岩下，离凌云殿一里之遥，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建，原名栖云岩精舍，后易名，并屡建屡修，供奉的是释迦文佛。有人说这寺在春夏时节，遇有云雨之际，常有云丝漂浮其间，整座寺处于云栖之处，这当然是望文生义的解读了。
　　在仙风道骨的壶公山，值得一提的还有壶公山下三十六乡民俗活动奇葩——“请斗”和“送斗”。“斗”其实是一个五彩的瓷瓶，但这样一个貌似寻常的“斗”，在这里却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和特殊的意味，百多年间，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建国直至当下，一直被当作圣物精心供奉，堪称是莆田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传奇事件。当地人说“斗”代表了玉皇帐下的温公元帅，他们甚至用一个口口相传的传说来进一步证明“斗”的神性和灵验。传说在百多年前，凌云殿玉皇帐下的这个五彩瓷瓶曾遭盗窃，在被窃贼运到海上时，海上旋起狂风恶浪，眼见船只将覆，这时，船中一人急中生智纳头对瓷瓶就拜，应允说但得风平浪静愿意将瓷瓶送返凌云殿。话音刚落，风止浪静，一船人众明白是瓷瓶显灵，立刻将瓷瓶恭恭敬敬送回殿里。由此，瓷瓶灵验声名四下传播。传说有多个版本，其中有牵涉妈祖的说法，说是妈祖在瓷瓶被运送国外的途中向窃贼们显示了神奇的法力。乡人们愿意去相信一个实体的瓷瓶承载了巨大的神性，百多年来用巨大的热情、举村之力和复杂繁冗而神圣的仪式去坚守它的神性，在壶公山的参与和见证下，将其做为最草根、最原始的教化势力，虔诚恪守。
　　对于一般游客而言，壶公山只是一个休闲的去处，登高望远，极目海天，倒也畅快惬意；对于莆人而言，壶公山是一个坚实的存在，由古至今，默然相守，相望成趣，相知两宜；而对于更深刻的莆阳精神来说，壶公山是凝聚、是物化，是文献名邦莆田的力证，是莆田文脉的最核心处！
　　在壶公山下的不远处，一条溪流顺着沃野一路蜿蜒向东南，那是奔流不息的木兰溪水。山环水绕，父母相拥，滋养也哺育着莆阳人民，从古至今。据莆田乡讯
　　（金立敏，莆田人氏，现为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