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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文化教育辉煌始盛于宋朝。有宋一代,莆田(时称兴化军)文帜高扬,人才兴盛,推动了刻书业和藏书风。而刻书业的繁盛、藏书家的辈出又大大促进了莆田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使兴化大地弥漫着浓郁的书香,使兴化学子比他郡员生更具有优越的读书环境和便利的学习条件。
史载,两宋共开进士科118科,兴化军每科都有贡生参加且均有进士及第者,如南宋隆兴元年(1163)一科就中进士51名(含特奏名)。据统计,宋代莆田中进士者达1756名(含诸科、特奏名等),占整个莆田进士总数的74%。科名之盛,甲于八闽,闻名全国。这些学子无非是从书城里培育,造就出来的。
当时莆田只是蕞尔之地,人口不上10万人,而藏书量达到千卷万卷以上的大藏书楼就有好几家。其中有:
万卷楼 旧址在今荔城区西天尾镇白杜村,是方峻的祖遗藏书楼。方峻,字景通,宋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秘书丞。幼时与大理学家程臣页 是同学,两人情同手足,到老相交如故,因此方家藏有不少程氏翰墨。方峻的第四个儿子叫方子容,字南圭,宋皇佑五年(1053)进士。他出知惠州时,苏轼(东坡)刚好被朝廷贬谪此处,两人来往密切。子容将其家藏书画请苏轼题品,所以万卷楼所藏的东坡遗墨多达四百余纸。后来方子容之孙方略,于宋崇宁五年(1106)中进士,大观中由崇德尉召除删定官。累迁修书局,出提举广东常平,居官清廉。宣和初,因不满宰相王黼与金人签订“海上之盟”的主张,被贬知琼州。他素爱藏书,扩充祖上藏书至1200笥,并辑有《万卷楼书目》一卷,远近闻名。
一经堂 故址在今荔城区后塘,为方万家的藏经堂。方万(1122-1162),字盈之,宋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官监和剂局。他常与朋友切磋经学。朱熹特为其题匾曰“一经堂”。其所在地遂名“一经巷”。邑人郑裕为之诗曰:“莆之甲姓,实为大方……五经在笥,一经名堂。谦以自牧,虽晦而光……以经名家,非子谁当。”后来,其族人方崧卿(1135-1194),字季申,于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第,居官30年,皆有惠政。并以所得的俸金一半作为抄书之费,一经堂因此而兴,藏书量达4万余卷。方崧卿还亲自给藏书校勘,而且编有《韩昌黎文集》、《韩诗编年》15卷、《韩集举正》10卷。如今“一经堂”遗址虽无法考证,但“一经巷”地名尚在。
富文书屋 在今荔城区的后塘,是方惭的藏书楼。方惭,宋重和元年(1118)进士,宋绍兴间任韶州通判,历知梅、潮、南恩等州,官至朝散郎。平生为官清白,没有购置家产,只有积书上万卷,以四壁为架,藏书三间,榜书室称“富文”,郑樵曾在他家借书就读。绍兴十六年(1146),方渐之侄方于宝,应诏献《风骚大全集》100卷,补迪功郎授漳浦县尉,所至以书自随,积书数千卷,皆自校定。并步其叔后尘,扩充藏书数万卷,以书传家。
衍极堂 故址在今荔城区书仓巷,为郑寅的藏书楼。郑寅,字子敬,号肯亭,宋状元郑侨之子。他以父荫补官,历知吉州,左司郎中兼权枢密院副都承旨,知漳州,授宝章阁直学士致仕。平日嗜书成癖,藏书数万卷,自辑有《郑氏书目》7卷,分藏书为经、史、子、艺、方技、文、类等7录。又撰《包蒙》7卷和《中兴论言集》28卷。明代藏书家祁尔光在《澹生堂藏书训》中称:“邯郸李献臣所藏图籍五十六类、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一万三千三百八十六卷,而艺术道书及书画之目不与焉,莆田郑子敬所藏卷帙,不减于李。”可见郑寅藏书之富。郑寅的后代郑杓着有《衍极》5篇,故将祖上藏书处榜曰“衍极堂”。此堂旧址现无从查考,但书仓地名则因郑氏藏书而得名,沿称至今不变。
藏六堂 是宋代李氏(名佚)的藏书处。传系唐代李氏后裔。我国古代图书目录学家陈振孙在莆田做官时,得以转录藏六堂李氏、夹漈郑氏、后塘方氏、林氏(霆)、吴氏等藏书51800余卷。并仿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编成了《直斋书录解题》22卷,分为53类,极其精详,为后来学者考证的必备书。其中专录《藏六堂书目》1卷。
此外,还有状元吴叔告的“叔告书楼”、余日华的“撷英阁”、谢洪的“经史阁”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兴化士人把藏书视同命根子,认为书籍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譬如林霆,字时隐,宋政和五年(1115)进士,博学而深研象数,与郑樵为金石之交,藏书数千卷,临终时告诉子孙说:“吾为汝曹(你们)获(留)良产矣。”又如林伸常常对人讲:“吾蓄书数千卷,苟有贤子孙,足矣;不贤,多财适为累耳!”因此,许多莆田士人捐金帛购书籍唯恐不及,“所至专访文籍,民间有奇书,必捐金帛求之”。□林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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